在我小时候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《毁灭》和《青年近卫军》是流传的文学名著。不少中国人不知道法捷耶夫死于自杀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我来说说。
《青年近卫军》是流传的文学名著
1956年5月13日，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、著有《毁灭》和《青年近卫军》的法捷耶夫在莫斯科近郊开枪自杀。他的死如一声震雷，划破了苏联文艺界的沉默。面对赫鲁晓夫“解冻”时期的风云突变，这位长期担任苏联文学“总管”的作家，终于以自毁的方式与过去诀别。他留下的遗书不仅是对党内文艺政策的控诉，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深感幻灭的哀号。
从小干革命
法捷耶夫出身于一个激进家庭，自幼便受到布尔什维克思想熏陶。17岁入党，参加过远东游击队，与日军作战。革命履历成就了他“布尔什维克作家”的身份认同，也注定了他将文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。他自己曾说：“我首先是一个革命者，然后是作家。”他的处女作《毁灭》正是这一立场的体现，其高昂的斗争精神赢得了鲁迅的赞赏，被译为中文流传于中国左翼知识界。
展开剩余76%下图是苏联1971年发行的法捷耶夫纪念邮票。
苏联1971年发行的法捷耶夫纪念邮票
从文坛新星到“文学总管”
1920年代末，法捷耶夫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团体“拉普”，并很快成为其核心人物。1932年，斯大林决定解散所有文学团体，改组为由党直接领导的作家协会，拉普多数成员反对，唯独法捷耶夫支持，遂被视为“背叛者”，但也因此获得斯大林的青睐。此后他成为苏联文学官僚体系的核心人物，1946年起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，直接执行斯大林对文艺界的整肃与控制。
在此期间，法捷耶夫以极大的忠诚贯彻斯大林的意志。他一面批判阿赫玛托娃、左琴科等“资产阶级倾向”作家，一面暗中接济他们，让他们通过翻译来谋生。他高调拥护日丹诺夫主义，却又在私下为受难者辩护。在“世界主义”批判运动中，大量犹太知识分子遭打压，法捷耶夫既是批判的主将，也是受命而行。他的“两面性”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深刻恐惧与妥协。
党性与良知的撕裂
《青年近卫军》的重写，是法捷耶夫文学生涯中的一道深深的伤痕。原作未突出“党对青年地下组织的领导作用”，遭斯大林痛批，《真理报》发文指责后，法捷耶夫被迫重写，直到1951年才完成。他明知这是对历史与文学真实的背叛，却不得不低头。他的姐姐曾回忆，这一过程使他几近崩溃。
类似的撕裂贯穿于他的整个“政治—文艺”生涯。他曾在私下承认：“我无权不相信总书记的话，但我知道那不是事实。”斯大林的信任将他推向高位，也将他的个人良知逼入死角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痛苦地说：“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。”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自我反思中发出的深切忏悔。
解冻后的幻灭与终结
1953年斯大林死后，法捷耶夫曾一度寄希望于赫鲁晓夫会对文艺政策进行改革。他写信上书，提出具体建议，要求见面讨论，但均遭冷遇。相反，赫鲁晓夫对他的清算不断升级，不仅撤职，还在文艺界放任对他的嘲讽与攻击。人们将过去的文学迫害都归咎于他，将他视为斯大林的“打手”和“棍子”。
1953年斯大林死后，法捷耶夫曾一度寄希望于赫鲁晓夫会对文艺政策进行改革
在身心俱疲之际，1956年5月13日，他开枪自尽，年仅54岁。他留下的遗书是对党文艺政策的最后抗议：“文学——这新制度的最高产物——已被玷污、戕害、扼杀。暴发户们在以列宁学说宣誓时他们的自负就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……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，我极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，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、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。”
这封遗书被长期封存，最终于1990年代才在党报上公开。
悲剧人物的多重性
法捷耶夫既是严酷体制的执行者、“加害者”也是“受害者”，既充满权力欲，又有温情的一面；既“粉饰太平”，又在背后为朋友奔走呼告。他是斯大林主义文学制度的忠实代理人，却又以自杀的方式与之诀别。
他曾说：“当我总结自己的一生时，仍然不堪回首那些呵斥、告诫、训斥。”这种愧疚与羞耻，正是他人格中最复杂的部分。他既不如赫鲁晓夫所言那样“毫无党性”，也非作家们指控的“冷酷官僚”，而是一个被时代撕裂的人。
“被体制吞噬的灵魂”
英国史学家奥兰多·费吉斯评价他：“到底是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，还是做一个好人，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。”这句话准确点出了法捷耶夫悲剧的核心——一个本可成为伟大作家的灵魂，在斯大林体制的磨碾中碎裂了。
在极权体制下，忠诚者才安全，而良知则自带危险。法捷耶夫在忠诚与良知之间挣扎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他的死，是那个时代文学与政治悲剧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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